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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共广东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指出,广东要在加快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必须建立健全资源高效配置的市场机制。那么,高质量发展与资源高效配置是一种什么联系?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过程对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下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点在哪里?从理论与实践上梳理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根本性意义

资源配置效率、技术创新效率与组织管理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动力来源,其中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根本性作用。

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由价格与供求等的竞争性互动构成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历史上没有一种方式比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更有效。这种有效性集中体现在资源配置效率上。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技术创新效率与组织管理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动力来源,由于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技术创新效率转化为经济收益的保障,也是组织管理效率改善的前提,因而它对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根本性作用。可见,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要解决好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这就需要搞清楚资源配置效率的含义与实现条件。

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依赖于资源的市场化流动

资源配置效率就是通过市场化流动将资源配置到单位收益最大化的领域与部门。随着资源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低收益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收缩,高收益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扩大,经济结构会沿着优化的方向变动,高质量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实现。

资源配置效率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通过这种市场化流动,在微观主体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宏观经济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低收益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收缩,高收益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应扩大,从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从这个含义中看出,即使没有新增投入,只靠存量资源按照这种市场机制流动,也能推动经济有效增长。比如说,假设社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1万人,劳动生产率是10万元,工人人均工资水平是1万元,该部门产值是10亿元;另一个部门也是1万人,劳动生产率是5万元,工人人均工资水平是5000元,该部门产值是5亿元,两个部门总产值是15亿元。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如果第二个部门因工资水平偏低而有2000人流到了第一个部门,第一个部门的劳动力增至1.2万人,再假设第一个部门增加了设备与资本投入,致使劳动生产率不变,这样,第一个部门的产值变成了12亿元,第二个部门则因劳动力减少而使产值变为4亿元,两部门的产值之和为16亿元。显然,在没有新增劳动力的情况下,仅通过劳动力存量的流动,产值就增长了6.7。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导致经济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果。这就是资源的市场化流动带来的配置效率改善。只要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存在着资源要素的收益率差距,就存在着市场化流动的可能性(为便于分析,这里用部门作为产业、地区与企业等领域的一种统称)。

资源的市场化流动取决于两个实现条件

资源的市场化流动,有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部门之间存在着资源收益率差距,二是存在着适合资源市场化流动的体制环境,即低门槛、宽领域、多方式、严监管。

资源配置效率的含义具体包含了两个实现条件。一是部门之间存在着资源收益率差距。这决定资源为什么会流动以及往哪里流动的问题,就像水流要以落差为前提一样。没有这种部门之间收益率的差距,资源的市场化流动就缺少了动力与方向,就不可能产生资源的市场化流动。二是存在着适合资源市场化流动的体制环境。这决定资源能不能有效流动的问题。适合资源有效流动的体制往往有几个特征:一是低门槛,即资源要素进入新部门与退出原有部门的成本都较低。如果退出与进入成本过高,诸如手续繁杂、资源转手需交纳的费用多与行政审批流程时间过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部门之间存在着收益率差距,资源要素也是流不动的。二是宽领域,除了关系到国防、安全等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外的所有行业都开放准入,即“非禁即入”。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准入的领域越广泛,资源要素配置的选择性越大,可动员的民间资本就越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就越大。三是多方式,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以兼并、收购、参股、控股、租赁、承包与托管等方式相互进入与退出。四是严监管,包括准入后的监管规则、法律依据与违约处罚等。总的来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依赖于资源的市场化流动,而资源的市场化流动取决于两个实现条件,这两个实现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一个社会只有部门之间的收益率差距而缺少相适应的体制环境,诸如资源流动成本过高、阻力过大等,那么,资源是流不动的。反过来,只有合适的体制环境而部门之间收益率差距不大或者说大体均衡,那么,资源主体也是没有动力进行流动的。

加快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高收益部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关键

许多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新项目尚未变成高收益的部门,许多高收益部门也未成为产业新支柱,加快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高收益部门是当前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关键。

从上述两个实现条件相匹配的视角观察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可以把我国经济建设与改革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工农业产品之间、工人与农民的收入水平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收益率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因素形成的,一是工农业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二是国家计划确定的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本来这种部门之间收益率差距提供了资源流动的激励,但是受到行政性限制,资源要素等不能市场化流动,导致部门之间收益率差距的长期存在,资源配置效率难以改善。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的30年。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我国渐进地放开了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市场准入的行业领域不断扩大,通过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在部门之间存在着明显收益率差距的情况下,这种市场取向的体制变革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市场化流动。以劳动力为例,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相对较低收益的农业部门流入城市与工业部门,不仅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村劳动力个人收入,也极大地改善了劳动力配置。此外,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市场化动员与再配置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回顾40年来的体制变革历程,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不完善,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自主流动的制约因素也不少。但是,逐步放开资源的流动限制极大地促进了配置效率改善,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从而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以来我国进入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时期。特别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特别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许多过去曾是价高利大的高收益工业部门已经变成了微利部门或不盈利的部门,个别部门还出现了行业性亏损。另一方面,适应高质量需求的高收益部门诸如新经济、新产业与新商业模式等不断涌现且伴随着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但是,许多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新项目尚未变成高收益的部门,许多高收益部门也未成为产业新支柱。传统部门之间的收益率差距缩小了,但是以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门引领的部门之间收益率差距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所以,加快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高收益部门是当前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关键。

深化改革路线图

第一步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充分动员分散的民间资源,第二步将动员起来的资源更好地引导到创新活动中去,第三步推动创新型企业实现高收益,进而将这些高收益部门转化为新支柱产业。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资源的市场化流动,而资源的市场化流动是以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门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门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大量的资源流入的结果,只有更多的资源流入创新活动,才能推动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门加快成长。这两者之间似乎陷入了互为因果的循环。我以为,前一个方面反映的是一般情况下的市场经济逻辑。后一个方面反映的是经济转型升级时期的发展逻辑。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培育与推动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产业发展是重中之重,而这些新产业成长是建立在大量创新型企业成长基础上的,这些创新型企业离不开创新资源的大量流入。创新资源的流入又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吸引力。这就找到了我国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与路线图,具体来说,第一步是如何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充分动员分散的民间资源?第二步是如何将动员起来的资源更好地引导到创新活动中去?第三步是如何推动创新型企业实现高收益,进而将这些高收益部门转化为新支柱产业?

首先,大力改善营商环境,使民间资源能够充分地动员起来。改善营商环境是当前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因为有效的营商环境是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制度基础。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改善营商环境的力度,如降低准入门槛、放宽进入领域、扩大开放力度等。实践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与新增企业数量之间形成了明显正相关关系。当然,放开市场准入,并不等于一放了之,而是监管方式发生了变化,即政府把事前管控与审批变为事中事后的有效监管。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处在全球中等水平,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动员资源的潜力仍然很大。重点是在转变监管方式上下功夫。

其次,通过有效的引导,使资源更多地流到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创新活动中去。与一般经济活动相比,创新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容易出现民营经济对创新投资不足。所以,有效的社会引导是必不可少的。这包括了五个方面,一是扶持。这种扶持体现在创新链的各个环节上。二是合作。如通过搭建各种平台,促使社会上不同资源整合,如企业家之间、企业家与投资者之间、企业家与科学家之间的股权合作等。三是基础。一个社会公共性知识越丰富,转化、应用于创新的可能性也越大,这需要政府加大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四是流动。创新需要更便捷的交流、聚集、交易与流动,缺乏这种环境,创新就受到制约。五是激励。创新更多地靠人力资源,吸引人力资源靠的是创新项目的商业化预期。所以,以股权方式激励,促使“技能溢价”并共担风险,成为创新活动的基本制度安排。缺乏这五个方面的引导,即使资源可自由流动,也不一定流向创新产业。

最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加快创新型企业成长为龙头企业,促进高收益部门加快成长为新支柱产业。进入市场的创新型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并购与重组来尽快地实现扩张。全球500强企业成长的经验表明,几乎没有一家500强企业是靠自我积累实现规模扩张的,借助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是这些创新型企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要加快资本市场规范化发展,同时,大幅度降低并购重组中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并购重组是一项资产交易活动,诸如参股、入股与控股等,在这种活动中,如果定价不清楚、不确定,或者在股权合作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纠纷而不能及时通过法律程序加以解决,或者解决这些问题所花费的时间过长、交易费用很高等,那么,产权交易与股份合作就会受到制约。在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降低产权交易中制度性交易费用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进一步简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行政许可,进而降低股权转让中的交易费用,消除跨地区、跨行业与跨所有制之间并购重组的障碍,实行并购重组股份协商定价,丰富并购重组的支付手段等。

作者系奔驰宝马娱乐城(场)官网院长、广东经济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